梦见河水上涨2001年南京冠生园月饼事件以来，我国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够起到风险传递、监督等作用，但不恰当的报道方式往往引发消费者的恐慌，给企业和相关行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在食品安全报道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对冠生园月饼事件、阜阳毒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共141篇报道作为内容分析对象（其中三鹿奶粉事件为2008年9月11日至20日报道高峰的报道），旨在描述上海主流报纸食品安全报道的状况。

　　从冠生园月饼事件到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两份报纸的报道数量分别为8篇、63篇和309篇，呈急剧上升趋势。且对三次事件的报道放在头版及第二版的比例也从0、15.9%上升到48.6%。报道所在版面说明了该篇报道的重要程度，报道放在头版或者第二版说明该篇报道重要程度较高。两份报纸对这3次事件报道数量的增长和位于头版报道比例的上升，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上海主流报纸的重要议程。

　　上海主流报纸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中，消息占绝大多数（92.9%），通讯（2.8%）和深度报道（4.3%）数量偏少。由于报道体裁单一，很多新闻其实是对事实的简单重复，在相同角度和层面上对同一内容进行报道，表面上传递给受众的信息量很大，其实多为冗余信息，缺乏对事件背景、原因、前景的深入发掘，缺乏对事件中反映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上海主流报纸对三次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其消息来源大部分为部门或官员（71.6%），其次是医疗卫生部门（9.9%），再次是相关企业、行业（7.8%），来自肇事企业（1.4%）、普通（1.4%）和者（2.8%）的声音最少。这印证了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形下，信源的人群与阶层分布极为不均，记者习惯于过度依赖“常规信源”而忽略或屏蔽其它消息来源，形成“信源标准化”现象，即媒介倾向于使用相对固定的精英信源包括官员、机构负责人、精英人士等。信源依赖表明上海主流报纸重视消息来源的权威性，有助于形成正面和。

　　“报喜不报忧”、“正面宣传为主”曾是我国报道突发事件的主导；在冠生园事件以后的食品安全报道热潮中，又存在炒作、夸大事件负面效果的现象。掌握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平衡，成为我国面临的问题。上海主流报纸的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中，正面报道（39.7%），中性报道（24.8%）和负面报道（35.5%）的数量相对平衡，并未出现正面报道或者负面报道独唱主角的情况，且从阜阳奶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负面报道比例略有减少。这表明上海主流报纸抛弃了传统的报道。同时，为了把握导向，避免过多负面消息引发受众的焦虑恐慌情绪，又适度控制负面消息数量。

　　两份报纸在食品安全报道中一直最关注的是控制补救行为（29.8%）和责任追究（20.6%）主题，其次是相关行业动态（12.8%）、社会危害情况（9.9%）、者状态（9.2%）、预防和应对知识（7.8%）等主题，这表明上海主流报纸一直把形象作为主要任务。从阜阳奶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者病情与治疗主题（0、7.9%、17.1%）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上海主流报纸在食品安全报道中逐渐重视人文关怀。而事故源头探究（3.5%）和相关制度政策分析（2.8%）主题一直被忽略，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上海主流报纸食品安全报道科学性和专业性匮乏。

　　在“负面消息正面报道、报喜不报忧、危机出英雄”等报道模式下，主要扮演着宣传工具角色，受众往往得不到切实可用的风险信息。而有学者认为，社会越公开、透明地面对风险议题，透过、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般的风险信息，风险的门槛将会降低。全面、深入地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是一种必然趋势。从冠生园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上海主流报纸食品安全报道的数量急剧上升。

　　对食品安全事件中者状态的关注程度是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据前所述，从2001年以来，上海主流报纸食品安全报道中，以者状态为主题的报道数量和比例明显增多。这些报道以充满人情味的语句描述了者的病情治疗情况和生活状态，有利于把社会引向对者的同情和关爱。诸如阜阳奶粉事件中，《新民晚报》一篇《广州也发现“大头娃”》的报道对患病婴儿的描述：“目前住在医院的小豪脸肿得高高的，两边脸颊像颜色发暗的馒头，小脸蛋枯黄。因为肿得太厉害，小豪的眼睛几乎睁不开，头看上去比一般孩子大了三分之一”。

　　如贝克所说，当信息政策出现较大失误且的覆盖面非常广,如果突然在上某种已受到严重污染的产品或公布某种产品含有一定的有毒物质的话,与该产品有关的整个市场就可能立即受到严重影响,与该产品有关的投资效益及投资资本也将立即缩水并迅速贬值，要想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及时报道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行业动态，清晰区分问题食品和安全食品，并对有质量的企业和相关行业的食品安全性进行宣传，避免受众产生和混淆。上海主流报纸在食品安全报道中一直较为关注相关行业的动态，以行业动态为主题的报道比例占12.8%，仅次于的控制补救行动和责任追究。且这一主题的报道其基调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内容主要为三个方面：界定问题企业及产品、整个行业状况、宣传相关企业预防措施，目的正是为了缓释受众的焦虑与恐慌给相关企业、行业带来的压力。

　　在上海主流报纸的食品安全报道中，71.6%的消息来自于部门及官员，以控制补救行动为主题的报道占29.8%，均为该类目的最高比例。可以看出，上海主流报纸一直将传递部门和官员的声音，呈现充满责任感、行动迅速有力、危机控制和补救效果卓然的形象，作为食品安全报道最重要的责任。这种报道方式固然有利于在危机中及时修复形象，集中力量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危害。但与此相对，以医疗卫生专家和普通大众为主体的报道被弱化，来自医疗卫生等专业部门的消息仅占9.9%，事故源头探究、预防和应对等具有较高专业性的议题比例均未超过10%，报道内容的失衡间接导致了食品安全报道科学性、专业性的缺乏。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要做到科学、准确、全面，就必须关注医疗卫生等专业部门的行动，尽量多传递来自一线的专家声音。否则的报道就难以对危害主体和危害范围做出科学的界定，导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

　　，从食品安全事件中总结出相关政策制度的缺陷，并予以完善，是预防食品安全隐患的重要策略。公共政策形成于、专家、大众等各种社会角色的共同讨论。不仅有责任将反思食品安全政策制度缺陷作为重要议题进行呈现，引导部门、行业专家和普通参与讨论，还要为各种社会角色交流提供渠道，最终形成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合理。上海主流报纸在食品安全报道中，以食品安全政策制度分析为主题的报道仅占所有主题的2.8%，而报道中来自和专家的声音也很少，这种报道方式难以发挥其推动完善相关政策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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